同时，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对于司法最朴素的印象多与刑罚或惩戒有关，[13]并将司法涂染上某种程度的暴虐和血腥色彩。
正因如此，有论者在司法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法院审查和选择适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正当性，并就如何审查和选择适用提出了技术性建议。在这样的专营体制之下，出现了垄断程度越大，价格越高，私盐就越泛滥。
(4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透露给笔者，因为5号案例只触及准运证，而没有涉及其他审批，在盐业集团的要求之下，对《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其他条款未予修改。其二，关于地方性法规的选择适用。否则，法院就违背了依法审判的宪法原则。自从国家于1988年撤销轻工业部所属盐务总局以后，盐的生产企业全部下放地方，体制形式多样，但大多为国有企业，隶属各地方政府部门。王贵松：法院对法律冲突问题的应对：现状与前瞻，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⑥不过，这个与5号案例裁判要点1几乎一致的答复，只是就案说案，而没有在可以普遍影响其他类似案件审理的指导案例中呈现，其作用当然是受局限的。所以，根据颜色对汽车实行不同速度限制的规则并没有对道路安全法律体系中的某种价值产生促进作用，"颜色-法律"事实上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对法律体系中另外具有重要性的价值--比如法律的体系性、稳定性等--形成冲突或者是破坏。
[3](P.476)只是到了近代，西方法学在二分观念影响下，人们日益重视对法律规范的理论分析，而渐渐忽略事实问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重要性。融贯作为一种检验标准，不但具有形式特征，而且含有内在的正当化要求，所以，对一个法律决定来讲，其正确性应当建立在既合法又合理的基础上。麦考密克区分规范性融贯和描述性融贯的做法既易遭人诟病，也给予我们一定的有益启示。对于证人，既有法官对他的单独询问，也有双方当事人对他的交叉询问，这就迫使证人在申明立场时不得不努力使其主张之间相互融贯，证人陈述的内在一致性和可靠性受到检验。
如果一种版本中的关键事实是由一个在法官或陪审团看来是不可信或记忆力很糟的人来提供证据的，那将消弱整个事件的可信度。[2](P.266) 麦考密克的融贯理论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观点是，他并未将原则在司法证立过程中的作用无限扩大化。
如果其中一方的陈述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那么，这就会成为裁判者不支持该当事人主张的直接理由。另一个是根据感觉推导出的信息的不完整性--这里会存在另一关联问题，就是我们的感知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现行法律制度中的那些具体规则，其合理性应当或者能够通过更加一般的原则得到合理地说明，当然这些原则的含义可以超越那些现行规则所体现的内容，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原则作为充足的法律理由，能够使某个新生裁判规则以及据此做出的判决得以正当化。[5](P.237)论者认为该学者过分强调了麦考密克融贯论的形式特征。
可以看出，在一系列任意规则之间即使没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内容，但是当它们被集合起来的时候也未必体现某种明晰可见的价值倾向，一致性并不构成融贯性的充分条件。因此，融贯具有一种程度面向：在最融贯和最不融贯的论证之间存在着其他可能情况，我们无法找到确定的规则说明一个论证比另一个论证更融贯。麦考密克举了一个根据颜色限制车速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很难用理性的原则使之解释正当化：一项规则规定所有黄颜色的机动车必须遵守最高时速20英里的限制，另一项规则规定所有的红色、绿色或蓝色的机动车必须遵守最低时速25英里的限制。这是一种非常直观、朴素的真理观念，只有在进行某个现在时陈述的时候，我们才能通过是否存在这种符合关系检验陈述的真伪，例如那只猫是否坐在垫子上。
[1](PP.269-270)所以，麦考密克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将"价值"和"原则"视为是等值的。在这点上，只能区分好的或坏的法律感，没办法说那个法律感是最好的。
[2](P.152)规则之所以被如此安置，在于它们都与某个更为一般性的规范相一致，并且被视为这一规范的特定或具体的表现形式。（b）与一般的原因和动机命题相一致。
从"杀人者死"这一规则，到"张三被判处死刑"这一结论，演绎推理具有无可替代的证立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质疑杀人者是否都必须死或者"杀人者死"这一规则是否适用于张三杀人这一事实时，演绎推理就无能为力了，它无法对这些判决理由做出正当、合理的解释。[2](P.107) 对于一组规则来说，满足融贯性的要求如此重要，那么，一组规则之间如何才能实现融贯呢？在麦考密克这里，原则对于促成规则之间的融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当一项有关法律的决定做出之时，如何证立结论的正当性成为极为重要的事情。这样，"符合"的效力实际上被修正了：我们并不是因为现在就有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与陈述符合，才相信"张三杀死了李四"，与之相反，我们是相信曾经有一个可观察到的事实对应那个陈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好的理由相信那个陈述是真的。对于过去的事实，无法通过即刻观察得到直接证明，法官只有根据一个标准筛选他手头所有的关联性证据，观察它们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融贯的整体，此时，描述性融贯开始发挥作用。不像德沃金那样主张在任何案件中根据原则的解释或论证都能够获得一个"唯一正确答案"，相反地，在麦考密克这里，论证中求助于一般原则，并非因为原则自身具有决定性效力，除了诉诸于原则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价性论证，如果没有这种论证，就难以对基于原则作出的判决结论给出充分的论证。
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检验这一关于过去事实的陈述与某一现在时陈述是否融贯来判断它的真实性，在这个融贯的陈述集合中，其中的部分陈述可以通过与当下特定事实的符合获得直接验证，而其他部分只能通过看整个陈述集合是否融贯进行检验，获得一个弱意义的结论，因为其它陈述的真实性是在间接意义上获得验证的。"[2](P.194)也就是说，基于原则的融贯性论证并不是一种确定性的证立。
"一项法律上的裁判规则，应当既能得到原则的支持、在后果上又是可欲的，同时，它不能和已确立的拘束性法律规则相冲突。[4](P.133) 当代西方法学如此关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性质，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法律传统中二分法的反思。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法律观念中，其实并没有刻意区分规范与事实，在罗马人那里就有句格言：告诉我事实，我就会告诉你法律。从这一意义上讲，原则解释并且证立与之相关的所有或某些更为具体的规则。
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疑难案件中，会有两个或更多的解决方式同样融贯。但问题是，如果双方的陈述都在各自所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融贯，就会给裁判者带来麻烦了。[2](P.91)最为古老、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检验一个陈述是否真实的标准是真理的符合论，这种理论主张，一个陈述的真在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即在于它与事实的符合关系，一个陈述如果与它所描述的外在世界相符合，那么这个陈述就是真的。这种融贯性要求，也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划定了一个界限，让司法造法的情形限定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这种问题发生时，关键要看裁决事实的人对所直接接触的证据的可信度持什么态度了。"[3](P.466) 在司法过程中，事实与规范密不可分，事实由于规范而生成，也就是在现有规范的参与下被遴选出来，反过来亦然，规范因待裁决事实的呈现而形成。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理由根据颜色限制车速的规则，在"维护道路安全"这一原则下是为了促进一项共同的价值，那么，它们就是融贯的。笔者不敢妄自评断近代法律理论研究中的这种倾向是否适当，但至少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理论渐渐远离了事实研究。
比如说张三因故意杀死李四被判处死刑，接受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我们预先接受了"杀人者死"的这一规则的正当性。[5](P.238)从这个立足点出发，麦考密克关于融贯论的概念和曾一度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流行的"不充分证据理论"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描述性融贯为无法直接感知的事实陈述的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检验标准，这种检验证立了我们的信念、证立了我们关于过去事实的决定。而对原则论证定性为是对判决结论的不充分证立，为后果主义论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2](PP.129-151)，使判决结论的作出既要符合法律要求，又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这对判决结论可接受性的提高极为有利。双方陈述的事实构成一系列的命题和主张，并且他们的陈述都可能满足下列要求：（a）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从这意义上来说，无论规则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规则被人们理解为什么，或者无论更多的一般性原则所涵盖的具体情形如何复杂，制度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融贯
所谓推论的可反驳性是指尽管某一法律结论有一定数量论据的正确支持，一旦在推论中增加新的前提，该结论就无法推出的现象。我们假定一个推理者相信结论p得到一组理由A的支持，结论非p有另一组理由B支持，同时他也相信A组理由强于B组理由。
由于法规范被假定为一个精细的、稳定的逻辑规范体系，法律规范才能作为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进行逻辑演绎推理，确保根据正确的前提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纯粹科学是关于不可改变并必然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它们的前提是"原始的和真实的"，能够单纯依赖逻辑演绎方法得以发展，获得确定的"演绎性知识"。
教授法理学的老师也经常提到，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只有不同的观点，没有绝对正确的观点。社会法学派认为真正有效的规则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社会生活本身，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必须接受社会生活的检验才能获得生命力，制定法规则本身也是不确定的。